制诏御史：故丞相贺，倚旧故乘高执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，不顾元元，无益边谷，货赂上流，朕忍之久矣。终不自革。乃以边为援，使内郡自省作车，又令耕者自转，以困农，烦扰畜者，重马伤耗，武备衰减；下吏妄赋，百姓流亡；又诈为诏书，以奸传朱安狱世，已正于理。其以汲郡太守屈氂为左丞相，分丞相长史为两府，以待天下远方之选。夫亲亲任贤，周唐之道也。以澎户二千二百封左丞相为澎侯（《汉书·刘屈氂传》）。

臣闻明允笃忱，共懿惠和，谓之才子，世济其美者也；顽嚣不友，傲狠乱常，谓之不才子，世济其凶者也。济美者善加益而不知，济凶者恶欲掩而自著。是以操赏善罚恶之柄者，必自其源流观之，则才与不才斯过半矣。恭惟皇帝陛下励精更化，宣明典章，录用及于名臣之家，旌褒逮于贤者之后，其所以振幽发潜，惠至渥也。独惟奸谀之既死者未诛，凶暴之济恶者犹在。臣职隶西省，每见有伤于名教，有害于国家者，不敢不为陛下疏别而诵言之。臣窃见降授朝散大夫汪绎，乃义端之子。义端在绍熙间曾为察官，在庆元初曾为中书舍人，彼岂不知宗臣赵汝愚德在生民，勋在王室，望在缙绅士大夫？而三上台疏，极其诋诬；一草谪词，至引刘屈氂、李林甫事以相挤排。不惟不能分别善恶，而且欲陷正人于死地。当时论者，直以凶人目之，以傲象目之，以奴隶目之。所幸给事中黄裳能声其罪于绍熙之时，而无人焉秉诛奸之笔于庆元以后。臣每读国史至此，未尝不痛恨太息。今绎之不才，劣于义端，而奸凶极恶又有甚焉。盖其居官也，以酷为能，以贪为宝。席卷仪真，见于论疏；彗扫宁国，形于赋咏。手执告缗之令，口含罗织之经，凡豪家大姓之饶于财、赢于产者，靡不被其毒手，凶人不足以尽之也。其居家也，为弟不友，为长不义。会宾不以礼，而以黄白之多少相誇雄；禔身不以律，而以丹书之轻重相讥诮。一语不咸，则杯酒殷勤之欢翻为寇雠；一事弗协，则家庭燕私之丑亦相告讦。屠牛之讼，至今传之，人莫不鄙笑，是象傲不足以尽之也。其奉权要也，月有月献，岁有岁献。每一番通讯台馈，辄数千缗；而四节庆遗相府，动数万计。绶献朱床，既极精巧；绎贡珍玉狮子，尤高且大。下至舆仆干办，倾身事之，弗以为耻，奴隶不足以尽之也。夫凶，一极也；傲，悖德也；奴隶，贱名也。决非积善之家所宜有也。义端之首恶，既已逋诛于身后，则如绎之济恶，岂宜漏网于生前？顷江东宪臣廉访来上，考其奸状，自合窜谪，而仅从镌褫，则是丘山之过而毫发之罚，其何以惩贪暴而励忠廉哉？臣愚欲望陛下特发睿断，重赐屏斥。或朝廷忠厚，未欲屏之远方，亦乞更欲镌降，永不叙用，以为世济奸凶者之戒。所有词命，臣未敢撰进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〔贴黄〕臣既具奏汪绎世济其凶等事，因契勘绍熙、庆元间稔奸积恶、朋邪丑正者，不但义端一人，如胡紞、李沭、沈继祖、刘德秀之徒，尤号为攘臂以挤排故老、击逐善类者。使其若子若孙颇能畏饬，如蔡叔之后而有蔡仲，冀芮之后而有冀缺，张汤之后而有张安世，朝廷洒濯而用之，则固不必以世论。其或狠暴贪戾有亦如绎之所为，则当终身锢废，不应使之参错州县间，蠹国伤财，永为民害也。臣固非越职言事，盖自隆兴以来，中舍缴奏，亦有论及一人而带说三四人者，故实具在，用敢援此言之。其于大明黜陟之朝，诚非小补。伏乞并赐施行。

或曰：武帝不冠不见汲黯，此足称者。余谓君臣相与，在贵以诚心，不在贵虚礼也。武帝以黯为社稷之臣，是非不知黯也。黯进言未尝一听，画策未尝一用，弘、汤之阿谀顺旨，皆超躐见用，至谓黯为甚戆，谓黯为不学，谓黯为妄发，卒见斥逐，则不冠不见是虚礼也。后拜黯为淮阳太守，欲借其威重以靖寇也。黯不受印绶，强予之曰：「吾今召君矣」。此绐黯，欲令之淮阳也。黯居淮阳十年，竟不召也。高祖骑其项而问周昌，据床而见郦食其，可谓亡礼矣。然其计策行，其身名显，故高祖虽有嫚侮之讥，而英雄乐为之用者，盖其诚心相与，不责以虚礼也。武帝力征匈奴，主父偃、严安、徐乐引危亡之事谏之甚切，帝曰：「公辈皆安在，何相见之晚也」！悉拜为郎，然征伐竟不已。又包南山民田为上林苑，东方朔陈三不可，帝拜朔为大中大夫、给事中，赐黄金百，然遂起上林苑。盖武帝知受谏为人君之美，故不吝爵禄以旌宠之也。然有赏谏之名，无受谏之实，何益于治乎？孔子曰：「法语之言，能无从乎，改之为贵」。此之谓也。

哀帝为定陶王，从傅、相、中尉入朝，成帝问之，对曰：「令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千石，傅、相、中尉皆国二千石也」。问中山王，不能对，帝乃贤定陶王。时哀帝年十七，元帝即位时年二十七矣，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，竟杀萧望之，以此言人君一日二日万几，岂可不练达世务也哉？元帝好儒，宣帝曰：「乱我家者必太子也」。汉业自元帝而衰，知子莫若父，信矣。

杜钦说王凤曰：「王章所坐事密，天下不知章实有罪，而以为坐言事也。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，则流言稍释，疑惑著明」。凤行其策，史称钦补过将美，皆此类也。且王章上封事指言凤专权蔽主，宜废勿用，凤乃陷以大逆。章死不以罪，天下冤之。钦为凤谋主，言无不听也，不能救章之死，又为此谋，盖恶诬善，天下果可欺耶？钦奸人之雄也。初凤专权，钦尝戒之，又令凤乞骸骨。及王章上封事，凤称疾笃，欲遂退。当是时，刘氏王氏之祸几解矣，钦乃力说凤起视事，竟杀章。钦内结凤心而外取虚名，故其谋反覆如此。元帝举直言，钦专指后宫，谓外戚亲属无乖剌之心，阴为凤地，谷永之流也而机险过之。史臣责永而恕钦，且谓浮沉当世，好谋而成，非夫浮华博习之徒所能窥也，其然岂其然乎！

张汤、杜周，酷吏也，皆子孙荣显，侯爵数世。史称汤虽酷烈，及身蒙祸，其推贤扬善，固宜有后，此牵合之论也。汤深刻排陷，流毒一时，其称引一二掾史，何足掩其过伐。安世、延年之德器，自应绵远，未必由汤与周。舜之帝，禹之王，岂必自瞽、鲧耶！

公孙宏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，于是起客馆、开东阁以延贤人，一时称焉，然不闻有所引荐也。一董仲舒卒挤排之，何贤人之能得耶。若所招延唯谄谀软美之士，则宏之客馆与屈氂之奴婢室无以异也。

史称贾山自下剂上，邹阳、枚乘游于危国，然卒免刑戮者，以其言正也。审如是，则比干谏纣、子胥谏吴，皆不免刑戮者，岂其言不正耶。君有明暗宽暴，由其所遭有幸与不幸也。

太史公以儒、墨、阴阳、名、法、道德为六家，较其短长而论其指要，刘子曰：「夫儒何所不通哉，不通非儒也」。其论墨者曰：「强本节用，人给家足之道也。孔子曰：『与其奢也，宁俭』。有子曰：『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』？《易》曰：『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』。则墨家之长，吾儒之为也」。其论阴阳家曰：「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。孔子曰：『行夏之时』。《易》曰：『变通莫大乎四时』。又曰：『君子以治历明时』。则阴阳之长，吾儒之为也」。其论法家曰：「尊主卑臣，分职不相踰越，不可改也。孔子：『君在踧踖如也，君命召不俟驾而行』。《易》曰：『君子以辩上下、定民志』。则法家之长，吾儒之为也」。其论名家曰：「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。孔子曰：『必也正名乎』。又曰：『惟名与器不可假人』。又曰：『如有所誉者，其有所试矣』。则名家之长，吾儒之为也」。其论道家曰：「使人精神专一，动合无形，澹足万物。孔子曰：『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』。《易》曰：『以此洗心，退藏于密』。又曰：『无思无为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』。则道家之长，吾儒之为也」。以是观之，则五家之长，吾儒通之明矣。其论儒者之短，则曰：「以六艺为法，六艺经传以千万数，累世不能通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礼，故曰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」。是以迹论儒也。孔子曰：「一以贯之」。又曰：「予欲无言」。然则所谓六艺者，果可以病儒哉？论儒之迹而不论儒之道，非知儒者也。不蔽于一偏，不滞于一隅，以之治世，以之脩身，无不可焉，兹所谓通儒也。若曰殊途而同归，百虑而一致，则纷纷之论，不发亦可。

昌邑王贺废，宣帝即位，心内忌贺，诏山阳太守张敞谨备。敞见贺，察其言语，跪起不常。敞即奏曰：「故王清狂不惠」。由此知贺不足忌。若贺者，可谓无道之主，非清狂不惠者也。贺忧不免张敞之来，故于言语跪起之间，阳为颠蹶以免祸也。初霍光废贺时，令贺受诏，贺曰：「闻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虽亡道不失天下」。观此应对，岂清狂不惠者耶？贺虽昏于治国，亦善于保身，其得终其天年，抑有由也。

丙吉为丞相掾吏，有罪臧，终无所案验，后因以为故事。且吏不敢为奸臧者，畏刑法也。刑法不加，彼何惮焉？奸臧之吏，踪迹诡秘，幸而一败，又获善脱，蠹国害民多矣。赏罚之柄，诏王驭臣，相之职也。治远自近，掾吏之奸臧不案，欲责百司郡县之廉，可乎？

丙吉驭吏尝从吉出，醉呕丞相车上，吉容之。后赤白囊至，驭吏刺知虏入云中代郡，以白吉曰：「二千石有老病不任兵马者，宜可预视」。吉召曹案，科条其人，会帝召问，吉具以对，宣帝称其忧边思职。吉叹曰：「不先闻驭吏言，何见劳勉之有」！掾吏由是益贤吉。夫丞相，百僚之表也，驭吏呕车，其伤体貌甚矣，且时方多警，边郡二千石长吏可不预知耶？老病不任，可不预择耶？仓卒之间，偶得驭吏之言而见劳勉，又何足贤？噫，吉，汉之名臣，兹不足以贬其盛德，史臣载为美谈，亦已陋矣。

赵充国罢骑兵屯田，欲不战以破先○，其计得矣。然须迟以岁月，以待其敝，而宣帝责成甚速，遂诏别将辛武贤等出击，斩获数千，其馀尽降。先○之破，虽充国计画已定，然当时多言武贤出击之功。或使充国见宣帝言屯田不战，先○必破，策之上也。用兵则有胜有负，负则其患滋多，后勿轻战，未为失也。继乃罢遣武贤，更不论赏，此则过矣。使之率三军冒万死，既已成功，安可不赏？故武贤深恨充国，告其子卬他事，卬自杀，充国亦罢，遂为世雠，盖作不顺而施不恕也。夫争功招祸，自古多矣，余独于充国惜之。

史称隽不疑学以从政，临事不惑，遂立名迹，始终可述。疏广行止足之计，免辱殆之累，亦其次也。余观不疑为政，初亦尚严，赖贤母之训，故不至残酷耳。其议论容饰，颇近豪侠，然不疑诚奇才，考之当世，其伦匹尚多也。西汉士大夫持禄保位，习以为风。广、受独行止足之计，名重一时，廉顽立懦，后世犹想其风采焉。其人非不疑之所能先也。以游、夏之文学，冉、季之政事，宰、贡之言语，列于四科，不得先颜、闵之德行，圣人之意深矣。

元帝欲御楼船，薛广德免冠曰：「宜从桥」。诏曰：「大夫冠」。广德曰：「陛下不听臣，臣自刎以血污车轮，陛下不得入庙」。帝不悦。张猛曰：「乘船危，就桥安，圣主不乘危」。帝曰：「晓人不当如是耶」？乃从桥。噫，广德刎血之言诚过矣，然广德不先发此言以激上心，则张猛之言未必见听也。事君有犯无隐，广德有之，然元帝亦可谓能纳谏矣。

武帝任车千秋，一言寤主，何哉？智有馀也。武帝惑于鬼神，故千秋讼太子之冤，托以白头翁教臣言，武帝亦曰：「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也」。武帝晚年多病，尤信巫蛊之说。《卫太子传》曰：「久之，巫蛊事多不信。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」。是千秋逆知武帝有悔恨心，故乘间而开说也。不然，千秋为高寝郎，当追捕太子时，何不言耶？因其悔恨之心，挟以鬼神之事，故一言寤主，岂非智有馀耶？传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，千秋无他施为，所谓有智者，岂当时史臣亦微见此意耶？

薛方、蒋栩之流，汉高士也，附于他传，仅见姓名。《东方朔》一传几万馀言，考其所载，皆滑稽戏弄不经之谈。孔子曰：「辞达而已矣」。亦盍剪其繁芜乎！

萧望之自谏官出为平原太守，望之上疏曰：「选经术之士以为内臣，外郡不治，岂足忧哉」？此有激而言，非通论也。

史称元帝优游不断。萧望之谓中书本用宦者，非国旧制，欲退宏恭、石显，更置士人。元帝谦逊，重改作，议久不定，此优游不断也。后恭、显谮望之，请召置廷尉，请免为庶人即免为庶人，请诎之牢狱即诎之牢狱，又何勇决耶？盖由听受不明，故忠直之言难行，谗昵之言易入也。

三长史谮杀张汤，武帝后杀三长史；恭、显谮杀萧望之，元帝竟不加罪。此人君之所以贵英断也。望之既死，帝为之却食，涕泣哀恸，每岁时遣使祠祭，无所不尽其至焉。生不能用，又杀其身，既死乃为此纷纷，何耶？哀公诔仲尼，子贡所以讥之也。

魏相为扬州刺史，考案郡国守相，多所贬退。丙吉与书曰：「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，方且大用矣，愿少慎事自重」。相心善其言，为霁威严。相所贬退皆当耶，不可已也；失之过耶，箴之可也；不当以朝廷方见用而为慎事之计也。以丙、魏之贤犹如此，况其下乎？后之人慎事自重而致身荣显者，率遵此言也。

班固谓平当逡巡有耻，又谓当持禄保位，被阿谀之讥。孔子曰：「行己有耻」。又曰：「巧言令色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」。若审阿谀，乌得谓之有耻乎？当为相才数月，观其不受侯而过于公孙宏、稚圭之流矣。

高祖召田横，至尸乡自杀，其客二人亦自刭。高祖惊，以横客皆贤也，尽召之。其徒五百人，闻横死，皆自杀。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。余谓史溢美之言也，五百人时在海中，闻横死惧而逃散耳，或有与横同死生者，亦不过数人，海上辽邈，因遂传以为皆死未可知也。横窜海中，其徒五百人若果能皆为横死，则方其盛时，据三齐之地，所得死士可胜论哉？以横兄弟之贤，得死士如此之众，夫孰能当之？然横兄弟亦屡与诸侯兵战矣，未尝一胜，则所谓死士者，皆安在耶？史臣盖欲成田横得士之名，因世俗之传，遂实其说。

袁盎虽引义慷慨，然捭阖之士也。尝谓文帝有高世之行三，且曰：「陛下至代邸，西乡让天下者三，南乡让天子者再。夫许由一让，陛下过许由四矣」。方汉大臣诛诸吕，迎文帝，帝与宋昌决策而来，岂有许由之志哉，再三之让，姑欲谦谦尽力耳，盎乃谓过许由之让四，何谄谀之甚耶！文帝甘受其言，使庸庸之君，岂不张其骄心哉。《书》曰：「有言逊于汝志，必求诸非道」。帝王以此观人，则邪与正岂不洞然耶？

张良至圯上，见老父授以一编书，乃《太公兵法》也。初老父与良约：「五日平明与我期」。比良往，父已先在，怒曰：「与老人期，后何也」？又五日鸡鸣往，父又先在。又五日，良半夜往，有顷，父来，喜曰：「当如是」。《兵法》曰：「先发者制人，后发者制于人」。老父之意，良默得之，故未传兵书，而先许之也。

张良所画计策，高祖用之，以成汉业。及招四皓以安太子，则高帝亦堕其计中矣。良欲从赤松子游，盖婉其辞以脱世网，所谓「鸿飞冥冥，弋人何慕焉」。高祖与雍齿有故怨，尝欲杀之，后诸将欲反，用张良计，乃封雍齿，王陵坐与雍齿善，亦最后封。噫，以高祖宽仁大度，犹未能于此释然，乃知不念旧恶，亦是难事。韩信王楚，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为中尉，曰：「此壮士也」。观此，则信岂庸庸武夫耶？

有告韩信反者，高帝初欲发兵，陈平劝帝伪游云梦，信必郊谒，即执缚之，此计亦适行耳。据《韩信传》，高祖且至，楚欲发兵，自度无罪；欲谒上，恐见擒。是信已明知高祖欲擒之矣，使信决策发兵以袭高祖，事固不测也。或说信斩钟离昧，楚亡将，汉捕之甚急，信初匿之，今发之，是自暴其罪也，以此求免，难哉。噫，信诚无他，然高祖卒疑之者，岂两雄不并居耶？韩信料敌制胜，可谓明矣，而不知高祖之疑己，是天夺其鉴也。高祖兵败成皋，自称汉使，晨驰入信军，信未起，即入卧内，夺其印符、麾召诸将，易置之，信乃知独汉王来，大惊，则高祖疑信之迹彰矣。及封齐王，会垓下、项羽死，高祖袭夺信军，徙信为楚王，则高祖疑信之迹，又昭昭矣。信殊不觉，故武涉、蒯通之言，如水投石焉。初谓汉王亲信我，不夺我齐。既夺齐，又谓我无罪。既见缚，始知汉王畏恶其能，遂称疾不朝。呜呼，何信知之晚也！夺军徙地，出其不意，相疑甚矣，三尺童子亦须觉悟，而信不知，信岂暗昧至此哉？天夺其鉴也。

项羽引兵欲渡乌江，亭长舣舟待，请羽急渡，羽不渡，乃战死。盖是时汉购羽千金、邑万户，亭长之言甚甘，羽疑其欺己也。羽意谓丈夫途穷，宁战死不忍为亭长所执，故托以江东父老之言为解尔。使羽果无东渡意，岂引兵至此哉？羽至东城才二十八骑，与汉兵战，斩二将，杀数百人，汉军披靡，使羽尽用其众，决死垓下，岂易当哉？所以去垓下者，犹冀得脱也，乃为田父所绐，陷于大泽。羽知人心不与己，安知亭长不出田父之计哉，此羽之所以战死也。

武帝之时，异人并出，史臣方之版筑饭牛，斯言过矣。公孙宏、倪宽之儒雅，专事阿谀，皆佞人也。张汤、赵禹之定令，多务严急，皆酷吏也。李延年倡优善歌，乃许之协律。桑宏羊剥民聚敛，乃许之运筹。至如严助、张骞之徒，皆启唱边事以资进取。在尧舜三代之时，不免乎流放窜殛者也，尚何才之足云。惟汲黯、苏武一时杰出，而武帝疏远之，肆其私心，祸流四海，则以朝无人也，史臣之言过矣。

爵禄者人主之柄也，褒贬者史官之柄也。史官之柄与人主相为权衡，以劝善惩恶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后之作史者取法焉。莫尊于丞相，陶青刘舍相也，不得立传；莫贵于通侯，扶柳吕成侯也，不得立传。严彭祖不为宰相，李广不封侯，当时惜之，然皆有传焉。孟眭以议郎立传，江公以博士立传，苏武以典属国立传，严安以骑马立传，贾山、邹阳之徒以诸侯之客立传，不以爵禄之崇，所以励善也。春秋澶渊之会，卿当书，以其无信，不书；召陵之盟，屈完不当书，以其贤，故特书，盖此意也。佞倖、货殖何以立传？希恩冒利之人，茍一时之荣，非求名于万世也，史必立传，所以惩恶也。《春秋》书三叛人名，盖此意也。此史官之柄，与人主相为权衡，而励善惩恶也。

班固作《汉书》，惟《纪》最为严密，事皆详载于《传》，而撮其要书于《纪》，固自名之曰「春秋考纪」，其言有深意焉。余尝考之，吴王濞约六国举兵，齐王后悔，背约城守；济北王为其郎中令劫守，不得发兵。濞败，遂得不诛。班固书曰：「皆举兵反」。何以书「皆举兵反」？初意皆反也。戾太子斩江充矫制发兵，武帝诏刘屈氂捕斩反者，班固书曰：「太子以节发兵，与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」。何以不书反？初无反意也。张汤凌折三长史，长史发汤阴事，汤曰：「谋陷汤者三长史也」。遂自杀。武帝尽诛三长史。班固书曰：「张汤有罪自杀」。何不书陷汤？汤有罪也。弘恭、石显奏萧望之不悔过，请诎于牢狱，塞其怏怏心，望之自杀，有司奏望之有罪，请绝其爵邑。班固书曰：「中书令弘恭、石显谮望之，令自杀」。何不书有罪？恭、显谮之也。太子矫制不书反而书以节发兵，讥武帝惑巫蛊而致乱祸也。望之自杀不书有罪而书谮，讥元帝信阉宦而杀其师傅也。凡此之类，不可殚举，固自谓「春秋考纪」者，岂以得《春秋》之意耶？

班固作史赞，非独详于纪善也，又重美之；非独略于记过也，又婉其辞。其记善也，虽小善必录；其记过也，非大过不书。文帝之仁言俭德，赞中总列十数条，叹曰：「呜呼仁哉」。于景帝赞又曰：「至于孝文，加以恭俭」。于武帝赞又曰：「文景务在养民」。非详于记善，又重美之乎？武帝之穷兵奢侈，其赞曰：「雄材大略，不改文、景之恭俭，诗书所称，何以加焉」？非略于记过，又婉其辞乎？元帝之号令温雅，成帝之穆穆之容，皆见称述者，不以一失废其他长也。故曰虽小善必录。吕后之宠产、禄，景帝之杀晁、周，皆略而不言者，不以小疵玷其全美也，故曰非大过不书。

史赞诸帝皆称述，独高祖赞推其世系运统而已，无所称也。盖以高祖之盛德大业，不假言而自著，亦非一二言可赞也。故赞卫、霍不言征伐之功，赞相如不论文章之美，其他则片善寸长，赞皆言之，有馀易见，不足难知故也。

高祖辍洗受言，吐哺销印，其从谏若转圜也，至于废太子则虽得百张良无益。文帝身衣弋绨，慎夫人衣不曳地，其俭无以加也，至宠邓通则赏赐辄钜万，并举铜山与之，何相戾哉？盖惑于所爱，虽圣主贤君，犹不能自免也。及四皓入见而嬖姬舞泣，申屠一言而弄臣碎首，此二帝所以称贤圣哉。

西汉之兴二百馀年，其宰相独称萧、曹、丙、魏，何也？窃究其故，自高帝而下，其臣欲有为而其主不足与有为。文、景、武、昭有可为之时，而其臣或不足与有为，元、成、哀、平，则主臣俱不足与有为矣。惟孝宣之世，君臣适相遭，故其建立有可道者焉。呜呼，其难哉！方汉之初，酂侯以沛相为相国，开基之初，何实为冠，是时曹参未相也。至惠帝二年何死而参始相，史官谓萧、曹为冠者，妄也。然则高帝之世，独相萧何一人而已，岂不谓难其人耶？参相四年，而王陵代为右丞相、陈平为左。平长于谋而陵亦刚正有守，终惠帝之世无大施设，非智于前而愚于后，知帝迫于吕氏，不可以有为也。及吕后元年，陵迁太傅，平遂代为右，而审食其为左。是时诸吕张矣，辟阳具位，固无足言，而平亦唯唯，何哉？知吕后犹在，有待而后发也。吕后今日死，而明日平与太尉勃诛诸吕，立文帝矣。以是知惠帝、高后，其臣欲有为，而其主不足与有为也。孝文之元年，平为左，勃为右。二年而平死，三年而勃免，灌婴自太尉代之。汉兴至是二十馀年，公卿皆军吏。婴死，张苍代之。苍以病免，申屠嘉代之。帝好儒书而婴起鞍马，帝好循吏而苍喜法律，帝举贤良而嘉无术学，堂陛之间，常不相堪。至于孝景，陶青、周亚夫、刘舍、卫绾相继居位。亚夫鲠挺，敢争大体，然不知权变；绾敦厚，可相少主，然无能建明。文、景治几三代，而卒不能臻其极者，无三代之佐也。武帝则又下文、景一等，其臣亦从可知矣。自卫绾以旧臣免，建元则窦婴、许昌、田鼢，元光则薛泽，元朔则公孙弘，元狩则李蔡、严青翟，元鼎则石庆，太初则公孙贺，征和则刘屈氂、田千秋。然魏其、武安其进贤可与也，短于识；平津儒学可与也，短于刚；牧丘谨审可与也，短于略；葛绎不受相印可与也，短于果。至若彭侯之亡绶，富民之掘蛊，又琐屑不足科矣。许昌、薛泽、严青翟、赵周之徒，与夫孝景之陶青、刘舍，虽不概见，然踽踽廉谨，为相备员，亦略见于《申屠嘉传》，而史氏谓李蔡人品出李广下远甚，则其风采亦可想见。自是以后，王䜣、杨敞、蔡义相继元凤、元平之间，无他大略，谨守霍光之约束。议者谓光置相不选贤，则孝昭之佐，又下孝武时一等矣。以是知文、景、武、昭有可为之时，而其臣或不足以有为也。其后元帝则韦玄成、匡衡，然无救恭、显之乱，衡又从而附之。成帝则王商、张禹、薛宣、翟方进、孔光、马宫，然无救王氏之乱，禹又从而和之。哀帝则朱博、平晏、王嘉、孔光，然无救卞傅之乱，博又从而导之。至孝平而新都之羽翼已成，区区若马宫、平晏，何益成败？以是知元、成、哀、平，臣主俱不足以有为也。盛哉，孝宣之烈也，本始则韦贤之守正，地节则魏相奉故事，神爵则丙吉知大体，五凤则黄霸总纪纲，甘露则定国明政事。然贤则赐金以免，霸则功名损于治郡，定国又事帝日浅，惟丙、魏同心辅政，以功名始终，庙堂密勿，略无间言，由汉以来未之有也。故尝论君臣相得之难，古人谓之千载一时。得君如酂侯，不免下吏；文、景待臣有礼，而绛侯父子之忠，继踵入狱；武帝之佐十三人，坐事免者大半，公孙、万石仅以柔佞免，然数被遣矣。元、成、哀、平间，如王商、王嘉，庶几名宰，商以愤死，嘉以直死，朱博以罪死，安昌之徒，虽容容保宠，死者相望。孔光再为相，亦再斥免，其固位可知也。汉兴，独韦平父子至宰相，然功名文采亦少贬焉。由是言之，孝宣中兴，丙、魏有声，岂不谓君臣相遇耶？呜呼，其难哉！

一曰无责全材。臣尝论之曰：圣人之用天下，常使人欣欣有自喜之心，下自一介之吏，等而升之，人自各顾负荷可用于世。才者常思奋其才，智者常思泄其智，一旦苟可以施为，则激昂驰骋，惟恐后时而不发。当此之时，天子优游于上，而天下之人奔走于下，大者则为之劳心以集其事，小者则为之劳力以济其职，孜孜矻矻以自逞其能，疲弊辛苦，终其身而不倦。甚者蹈白刃，触汤镬，冒患难而不知辞。惟夫自以为无用于世，则气消意坏，虽有才智，久而散缓腐败，以至于枵然而无用。夫天下之才智可作而不可沮也。世之良弓，激而发之，一寸之镞可使有千步之势，弛而放之，与仆株朽木同。故圣人常以有用引天下，以为无用而自绝，则其可用盖无几矣。臣尝叹息唐八司马皆天下雄豪伟特之才，如柳宗元、刘禹锡，其所蕴藏盖百分未试其一。故其陵厉轩昂之气，虽忧深憔悴之中犹自见其文章议论而不可没；其精华果锐盘屈而低折，不得已而暴露于荒州僻郡之间，盖亦有过人者。而程异晚年复振，则唐之财用遂霈然。此岂可以不惜也？盖尝读《洪范》之书，以为皇极之道广大而不狭，宽厚而不苛，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所以用天下之术，颇可以推见于此，何者？有猷者，有谋略也；有为者，有胆力也；有守者，有志节也。有谋略者能画，有胆力者能办，有志节者能立。此不可不念也，故曰「汝则念之」。虽然，有谋略者或至于诈而不知正，有胆力者或至于纵而不知法，有志节者或至于执而不知惧，盖非天下之中道矣。虽然，茍未丽于恶者，亦不可以不受也，故曰「不协于极，不罹于咎，皇则受之」。嗟夫！皇极之道，非圣人孰能行之？荀彧、崔浩、张华、王猛之谋略，杜黄裳、李德裕、张柬之、郭崇韬之胆力，申屠嘉、张昭、窦武、何进之志节，此固硁硁者，有所不录也。臣闻昔者太祖皇帝以大度致天下之士，深知赵普之贪、曹翰之横，而包涵覆盖，未尝见于辞色，故赵普、曹翰俱得以为名臣。自雍熙、端拱之后，用法愈详而责人愈密，盖其弊至于今有二：一曰记旧恶而不开其新，二曰录其暂失而不责其后效。且天下之士谁能无援而进者？陛下以天下之权付之宰相，凡取予黜陟皆出其手，而今之议者曰：「某人故相党也」。臣愚不知谁非其党欤。既斥其尤，则其他自可以淬磨洗濯而与之更始，故臣以为莫若弃其旧而开其新。夫人一辞令之不当，一措置之不审，虽大智有所不免，而何必铢称寸量于其间。铢称寸量，则自公卿大夫以下，至于州县之丞尉，其破碎而不全者甚多，而非可以一二数也。故臣以为莫若略其暂失而责其后效。故夫天下之势要使轻重两适，其平而已。台谏者列善恶之实而致诸天子，天子者权善恶之宜而置诸士大夫，是以能平轻重之势。何者？台谏列善恶之实而处之以公，故人无邪心；天子权善恶之宜而行之以恕，故人无弃方。此所谓并行而不相悖者，然臣之论非所施于大奸慝也。

二曰无拘定制。臣尝论之曰：圣人之于天下，惟其我取必于人，而不能人取必于我，是以天下惟圣人之为听。何者？我取必于人则权在我，人取必于我则权在人。人主之所为奔走于天下者权也，以奔走天下之具而委之于人，则欲富者富，欲贵者贵，如执券取偿，其势不得不应。随其所欲而应之，则我之富贵有限，而彼之所欲无穷。置而不应，则鬨然有不平于其心，浮躁者则怨怒而形于色辞，而长厚者亦不免叹息滞闷而不能一日释其意，以为天子爵禄，彼当予我而我当得也。倚之以必予，而不予以为吝；计之以必得，而不得以为枉。故人主多负谤于天下，而天下多不尽力于其君。所贵夫圣人者，不牵于天下之私情，而附合于天下之公论。彼天下之私情，孰不欲富，孰不欲贵？而圣人一以公论概乎其间，必其有可以得富贵之理，然后遗之以富贵之资，故得之则释然有以自慰其意，而不得者亦慊然有以自愧其中。自慰以坚天下欲为之心，自愧以作天下不为之气。臣尝读西汉《百官年表》，以为武帝规模法度固不若古帝王之粹，而其役用天下皆圣人不言之妙术也。张欧为中尉九年而迁，而宁成之迁四年，韩安国之迁一年；商丘成为大鸿胪十二年而迁，而田千秋之迁一年，田广明之迁五年。故臣以为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迟速推。汉制，宰相之阙则取诸三公，三公之阙则取诸九卿。然而石庆之死，御史大夫当迁而不迁，而太仆公孙贺得之；公孙贺之死，御史大夫商丘成当迁而不迁，而涿郡太守刘屈氂得之；御史大夫延广之罢，九卿当迁者甚众，无何，取诸济南太守之王卿；御史大夫公孙弘之相，九卿当迁者甚众，无何，取诸河东太守之番系。故臣谓武帝之用人，有不可以次第度。彼武帝者，以为吾之爵禄而使天下以意揣而情窥，则吾爵禄之权将折而归诸天下，是故示之以不可知之端，而引之以不可穷之绪，使天下惟知爱之而为，为之而力，而终莫敢有所歆羡邀持于其间。此固武帝之所以为雄才大略也。迩者大臣之议，患夫在朝廷者居之数月，则悄悄然已有欲进之心，居之满岁，则汲汲然遂有必进之意，又少迟之，则凛凛然不可留也，是以故岁之诏定日月以为迁易之限曰：「将以沮躁进者之心也」。患夫在朝廷者不量浅深，不度高下，无故而迁，不愧不得而得不逊也，是以故岁之诏循序以为进擢之格曰：「将以塞侥倖之路也」。此二者其意则甚公而其名则甚美，然臣之所虑者，士大夫取必于朝廷之爵禄，而朝廷又自开其必取之门，臣之所不识也。夫天下惟不可为此必然之说也；为此必然之说，则人将有必然之心。今将致其力者，则先令之曰：「行百里予百金」。而未至于百里，百金固不可得也；至于百里，虽跛蹩者亦无以却之矣。其初欲以致有力者，而其终不能却跛蹩，此必然者之过。为今日之计，莫若参其才之优劣，揆其绩之高下，废置予夺杂出于必然之间。使天下之人知之而不能名，名之而不能议，然后有以服天下之心而致天下之力。夫使天子之爵禄而日月可以驯致，资序可以必得，虽童子皆能逆计之矣，而乌能以鼓舞天下哉！